22万人联署“逐客令”,美加关系要“跌跌不休”到何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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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截至当地时间8月18日,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,超过22.3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,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·胡克斯特拉。

  这场由卡尔加里市民发起、加拿大绿党领袖伊丽莎白·梅在国会呈递的请愿,自7月21日开放签署以来,不到一个月便突破了22万大关,创下该国电子请愿系统设立以来的最高纪录。联署将于11月18日截止,但民意的沸腾已无需等待最终数字。

  请愿书直指胡克斯特拉“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”。其中最刺痛加拿大人神经的,是这位美国大使将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“第51州”的狂言“正常化”。当被问及此事时,胡克斯特拉不仅没有澄清,反而将其称为“值得讨论的好话题”,并将加拿大人的愤怒斥为“情绪化”。

  请愿书还指控胡克斯特拉涉嫌干涉加拿大内政。该国极右翼分离主义团体“阿尔伯塔繁荣计划”曾多次与美国国务院官员会面,尽管胡克斯特拉声称对此“毫不知情”,但这种不符合《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》的行为模式,已让加拿大民众感到不安。

 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,加拿大政府实际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,但这22万个实名签名,无疑是一记响亮的耳光,释放出极为明确且强烈的民意信号:加拿大对美国的不满,已从外交辞令的摩擦,蔓延到了国民情绪的底线。

  这场民意海啸的背后,是美加贸易谈判正步入最艰难的时刻。

  特朗普政府定于8月19日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惩罚性关税。16日,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·格里尔与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贾妮丝·夏雷特等人进行了紧急磋商。目前,双方仍卡在汽车和木材关税上:美方拒绝降低10%的木材额外关税,仅同意将汽车关税降至15%。加拿大方面明确表示难以接受,并警告若惩罚性关税落地,必将反制。

  这已不仅仅是贸易数字的博弈。当美国以“国家安全”为由,对盟友挥舞大棒时,它实际上正在动摇二战后西方国际合作体系的伦理根基。

  从全球治理的视角审视,当前的美加贸易摩擦,正对西方传统的国际合作伦理提出三个维度的严峻挑战。

  一是合作伙伴关系的基准之问。20世纪60年代,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·库柏提出“国际政治经济相互依赖理论”,奠定了现代国际合作理论的基石:在“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”的时代,唯有通过多重维度的协作机制,才能以合作超越冲突。

  然而,当下的舆论场正在撕裂这一基准。部分美国播客和社交媒体意见领袖公然宣扬“加拿大是失败国家”,甚至煽动“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独立”。这种违背盟友伦理的舆论渗透,引发了西方学者的深切忧虑:当合作伙伴关系不再基于相互尊重,而是基于单方面的贬低与分化时,潘多拉的魔盒便已打开。

  二是首要标准的价值之问。如果说合作伙伴关系的基准是相互尊重,那么维系国际合作的首要标准又是什么?20世纪90年代,联合国前助理秘书长约翰·鲁吉在主持起草《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》时,确立了一个“鲁吉原则”:在全球化时代,国家与区域的问题与世界紧密交织,评价国际合作的必要性,必须基于国际视角,而非单一国家的私利。

  然而,这一标准正在被美国亲手打破。今年,美国宣布不延长《美墨加协定》,理由简单粗暴——“无法为美国带来实质性利好”。

  对此,加拿大与墨西哥深感错愕。他们指出,从1994年的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》到2020年的《美墨加协定》,这些条约的初衷是消除关税壁垒、促进区域自由贸易。它们不仅是经济融合的根基,更是北美三国相互信任的符号。一旦“美国优先”成为撕毁契约的唯一理由,其造成的深远影响将远超协定条款本身。

  这种对“首要标准”的颠覆,引发了西方世界的深层恐慌。如果连《美墨加协定》这样的核心同盟条约都可以被随意抛弃,那么《巴黎气候协定》的价值何在?联合国在新国际环境下的作用该如何评价?甚至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新兴领域,国际社会又凭什么相信大国会遵守共同制定的规则?

  三是可持续路径的工具之问。当传统的合作伦理失效,用什么路径来维持国际合作?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前总干事唐纳德·约翰斯顿与哈佛教授杰弗里·弗里登曾给出过警告:在全球紧密联系的今天,关税等政策工具的使用必须极度审慎。

  但特朗普政府显然选择了另一条路。在美加贸易谈判中,美方频频援引《1974年贸易法》第232条,以“贸易逆差”和“国家安全”为由对盟友挥舞关税大棒。这种做法在逻辑上存在致命的悖论。在达沃斯论坛上,特朗普曾高调邀请全球投资者赴美发展,但常识是:如果投资者真的应邀而来,只会增加而非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。

  更危险的是,关税这种激烈的政策工具正在产生严重的“外溢效应”。当国家层面的经济摩擦无法通过谈判解决时,矛盾便会下沉,发酵为民间的对立与仇恨。这正是我们在文章开篇看到的那场民意海啸的深层根源。这22万个签名,就是关税大棒砸出的裂痕。

  综上所述,当今世界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变局之中。人类社会面临着包括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在内的复杂挑战,亟需将国际合作推进到与时代相匹配的历史高度。要跨越这一历史关口,仅靠关税壁垒或外交辞令已无济于事。只有在包括贸易谈判在内的所有目标中,重新注入面向未来的智慧与远见,才能产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,避免同盟体系在相互猜忌中走向瓦解。

  (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)

  来源:中国青年报(2026-08-19 03版)

  来源:中国青年报

  作者: 刘琛

责任编辑:崔理斯